《叫魂》|了解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本书了解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核心书摘:
在我国清朝的乾隆年间,曾爆发过一起妖术大恐慌。这股妖风将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搅得天昏地暗。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因为这股妖风寝食难安。而今《叫魂》这本书,讲的就是这场妖术大恐慌的前因后果。
这本书曾获得过“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在豆瓣上,获得了9分的高分,超一万人打出了五星好评。在这本书中,作者孔飞力将1768年,也就是清乾隆三十三年,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妖术恐惧事件重新构建成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分别从平民、官僚和皇帝这三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和角色的角度,叙述了他们对于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这三个故事在书中纠缠交错在一起,但又各自线索分明,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的。书中,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可谓是社会学、政治学领域难得的佳作。
关于作者:
孔飞力,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历史学家费正清,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为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他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转入海外移民史研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向来以眼光独到、识见精深、常领风气之先而著称”。他的著作不是很多,但每一本著作的问世都能引起轰动,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
学什么:
1、叫魂案是如何发生的?
2、叫魂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一、叫魂案的起因
叫魂案的起点在一个叫德清县的小县城里。德清县位于杭州以北约60余里处,是浙江省著名的丝绸产区,这里沟渠与运河纵横交错,分布着许多村落。
水多的地方桥就多,1768年,也就是乾隆帝33年,德清县东面城墙的水门和城桥因为年久失修,坍塌了。这桥塌了就得修,但是谁也没成想,就是这修桥修出了事端。
在古代,修桥的时候都是用人力把木桩打进水里,打结实了,再往上构建桥体。德清县的水位很高,所以这打木桩的工作就十分考验技术。当时有一种说法很吓人,说修桥时,只要石匠们把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就可以叫来纸片上所写的人的灵魂,有了灵魂力量的加持,打桩的大锤就会更有力量,打桩也就会轻松很多。而那些被借了灵魂的人,不是死掉就是生了大病。这种做法,就是“叫魂”。
这种说法石匠们是不信的,但是有人却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害人。有一个姓沈的农夫无妻无子,寄居在两个侄子家里。这两个侄子不仅辱骂他,骗他的钱财,还殴打虐待他。为了报复这两个侄子,沈农夫就想借助叫魂的手段,让吴石匠帮他把写着他侄子名字的小纸条偷偷放在木桩顶端,让他的两个侄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
吴石匠不想当恶人,把这件事报了官,沈农夫被抓进德清县县衙,知县大人下令将沈农夫打了25大板后释放。这件事到这儿看起来已经结束了,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只是麻烦的开始。
由于德清县修桥的事十里八乡都知道,而叫魂的传说大家也早有耳闻,所以临近德清县的几个县城自从修桥开工之日起就十分紧张,家家户户都打起精神来,重点提防有可疑陌生人前来叫魂。当时有很多外乡人被误认为是前来叫魂的术士,被敏感的人们围攻、殴打、诬陷。有些人架不住严刑拷打,只能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受人委托来叫魂的。虽然后来经过一系列调查,确定这些人基本都是清白的,但是要想彻底将民众心里对妖术的恐惧驱除出去,并不容易。
由于当时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相对富裕地区的本地居民,特别害怕外来流动人员干扰他们本已小康的生活,因此神经非常敏感,对外乡人充满警惕和敌意。一旦外乡人惹是生非,他们就会联想到叫魂妖术,社会性恐慌不断蔓延,这也就是叫魂妖术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叫魂案的升级
叫魂案的转折点发生在苏州。五月份的一个早晨,一个年老的乞丐游荡到苏州府,在这里他和另外两个年轻的乞丐相识了。这一天,正当三个乞丐在街边行乞时,几个衙役不问原由就把他们抓进了县衙,理由是有人指控他们通过剪人发辫的方式实施叫魂。
原来,是有一个名叫顾正南的10岁男童报官说有人街上拉自己的辫子,并指认拉他辫子的人长得很像两个年轻乞丐中的一个,而官府也在年轻乞丐的包裹中搜出了一把刀和一些纸符。虽然三个乞丐坚决否认自己剪了男孩的辫子,但他们三个还是被严刑拷打后投入了监狱。
这个案子影响极其恶劣,公众情绪受到的干扰也极为深远,5月9日,知县发布告示称:“本县访有剪辫匪徒,为害不法。”于是,事情的严重性再一次被强调了,民心也变得更加恐慌了。
苏州“叫魂案”的升级有两点重要原因。第一,这次案件发生在更繁华的江苏省省府;第二,就是这次的“作案方法”与以往不同,以前都是问问名字、写写纸条,这次演变成剪人发辫了。剪发辫在清朝是个敏感词汇,清军入关,满人统一中原以来,一直高喊“留发不留头”的口号。为了贯彻这一铁律,有很多汉人老百姓因此丧命。好不容易历经三朝,到了乾隆这里,“留发不留头”的血雨腥风已经被人们逐渐忘却,却又出了一个剪人发辫的案子,所以无论是官员还是皇帝,都觉得问题很严重。于是,叫魂案就从一个简简单单的民间闹剧上升到了“能威胁到大清国之根本”的大型政治案件了。
为了防止叫魂案继续发展下去,乾隆帝一声令下:“给我查!”于是,在上级不断要求加大查办力度的压力下,不少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头的指示,开始纵容甚至鼓励部下制造冤假错案,以便显示自己的忠于职守、业绩斐然。所以,叫魂案就越抓越多,越查越乱。案发地点从浙江蔓延到江苏、山东、湖北、安徽,以及河南、河北,最后到了北京,涉及十来个省市,作案嫌疑人从和尚、乞丐,到术士、农妇,什么样的人都有,并且以流动人员为主。而作案手段也是千奇百怪,有打听陌生人的名字的,有偷偷剪别人衣服的,有剪别人头发的,因叫魂案被用刑、逼供、甚至打死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一时间,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皇帝,中至官员,下到百姓,都笼罩在恐惧的气氛里。
三、叫魂案的平息
叫魂案发展到这个地步,首席原告自始至终都是皇帝本人,作者在考证乾隆朱批的过程中发现,在叫魂案上,乾隆是非常强硬的,他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更是刻薄训斥。
在皇帝与官员的较劲中,中央的军机大臣们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相当微妙的。一方面,他们与皇帝一样,对谋反心存忧虑;而另一方面,他们面对从各省衙门送来的被折磨得血肉模糊的囚犯和颠三倒四的故事,清楚地认识到通过重刑逼供所得口供的虚假性,皇帝明白过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要做的是既显示出自己对皇上的忠心,又能让皇上停止查案,还能保留皇上的尊严。在这个难题上,大学士傅恒和兵部尚书刘统勋的做法堪称典范。
傅恒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也是乾隆最宠信的大臣,他比较早地发现了各地上报的叫魂案的问题,但他不好在乾隆面前直接戳破这些漏洞。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一边提升中央对这些案件的重视程度,另一边要求地方上把涉案的嫌疑犯押解到京城,由军机大臣和皇帝当面直接会审。让京城大员们亲眼见到这些所谓要犯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当京城会审的口供和地方报上来的卷宗之间自相矛盾时,京城大员已经明白,这就是一场由地方官员揣测圣意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大范围的荒唐冤案。
刘统勋的做法也十分高明。刘统勋当年68岁,是北京高层官僚中的佼佼者,他在军机处已经任职12年,官声清廉。他敢于报告坏消息,虽然乾隆有时会觉得他讨厌,却对他抱有不可动摇的尊敬。
叫魂案最泛滥的时候,刘统勋是当值军机大臣,他在北京亲自审理案件,而乾隆皇帝则在承德避暑消夏。刘统勋在向乾隆奏报案情时,并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罗列出案情中的种种漏洞,包括大量翻供的原话。以皇上的聪明老到,马上就看出这些供词中的问题了。
这么铺垫了一段时间之后,刘统勋借着安排圣驾回京的机会,拉上傅恒一起到承德去面见皇帝汇报工作,顺便劝说皇帝停止追查叫魂案,他们的劝说发生了作用,乾隆帝从承德回京的两天后,就降旨停止了对叫魂案的清剿。
作者孔飞力在书里特别指出,这些位居朝廷中枢的大臣,为了朝廷的秩序安定,不惜想方设法规劝皇帝,不仅要拦住皇帝,而且还要留足面子,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要做的已经不只是听话顺从、忠于皇帝了,而且要维护千百年以来的文化传统,体现出一种士大夫的责任感。孔飞力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不同于西方的一面。
当然,停止清剿并非简单地收回成命。由于皇上已经对叫魂案投入了过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那么让这个案件有一个更具礼仪性的、能保住皇上面子的结局就非常重要了。为了实现这一点,傅恒和刘统勋向各省督抚发出通告,说叫魂案之所以“蔓延数省”,是因为江浙官员没有及时报告情况,地方官员玩忽职守,对谕旨掉以轻心。皇帝命令将叫魂案犯移送北京,结果发现,首恶正犯没有得到严惩,却有很多无辜者牵连其中,这都是“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之所致”。如果进一步清剿只会滋扰地方,因此,清剿必须立即停止。
这个处理结果是说,朝廷严查叫魂案本身是没错的,首恶正犯也是确实存在的,而他们能逍遥法外是由各省的失职造成的。也就说,叫魂案扩大化的结果,是各地方官员的失误造成的。
乾隆帝指出,“江浙督抚养痈遗患”,应由吏部“从严议处,以正纲纪”。因玩忽职守而被罚的不但有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等省部大员,一批州县官员也因年初释放了叫魂嫌犯而遭革职,还有一些低级官员,因为曾对无辜嫌犯溢刑逼供而遭到弹劾,不少杰出官员、尤其是低级官员的宦海前程因此毁于一旦。
从乾隆皇帝这个层面上讲,叫魂案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他担心汉人反清意识会复苏,特别是最初的几起叫魂案都出发生在浙江和江苏,要知道,那里可是以前反清复明的老根据地,这叫乾隆不得不防。另一方面乾隆皇帝也害怕官场欺下瞒上、骄奢淫逸的风气盛行,架空他的领导地位,动摇他的统治权威。
乾隆皇帝有接触中国底层社会的经验,对汉人的官场文化也是心知肚明。作者孔飞力在书中说,这就是乾隆皇帝认为的“由汉化带来的腐化”。越是四海安宁歌舞升平,乾隆皇帝就越担心自己的臣子们会沉浸在奢靡的生活中,习惯为官自保的套路,当然也就越害怕自己在一片唯唯诺诺中被蒙骗、被架空。这时候,四处蔓延的叫魂案正好给了乾隆帝一个整肃朝纲的好机会,于是他有了一个充足的理由,直接插手指导办案,找些理由斥责甚至罢免他不喜欢的官员,从而震慑朝廷上下,强化个人权威。
整个叫魂案到这里就正式落下了帷幕,一旦乾隆皇帝明确表示要停止清剿,军机处的官员们就知道该如何了结这些令人难堪的案子了。因此,嫌犯释放的迅速而干脆。本书故事中最初出现的那些角色,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结语
以上就是《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这本书中,作者孔飞力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过程中,孔飞力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又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了一种极为宏大的学术视野。
作者孔飞力在《叫魂》这本书中,指出了叫魂妖术背后的本质,他说:“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编辑: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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